死亡

也許是前陣子曾經那麼的接近死亡，當看到旭辰推薦的這本《最後期末考 》(Final Exam -A Surgeon's Reflections on Mortality)時候，那膠著於腦中關於生命的脆弱、疾病發生與死亡來臨的複雜情緒就像團理不清的毛線球，亟渴望得到心靈慰藉般，我透過網路得到了這本書。

閱讀的過程中，每當作者分享著瀕死患者的案例，我總忍不住回想起簽下爸爸手術同意書的那個夜晚，推進開刀房後我不只一次質疑自己的決定，深怕這樣違背了他的想法，甚至手術是不是當下最好的選擇，懷著忐忑、擔憂與絲絲的罪惡感，我焦慮的在開刀房外翻閱著相關giudeline，期望能從最學術的角度給予支持，讓我能說服自己做的是對的，腦海中同樣的想法不斷的迴響著：「只要不要讓老爸因為這個決定而更難受就好！」

至於甚麼是"對的"？我認為現今醫學中講求實證的精神，為醫師也為家屬大大減輕了做決定時的模稜兩可與飽受煎熬，成千上萬的基礎臨床研究報告進行著、發表著，各學門教科書記載著主流的方法使臨床醫師有了依循，這使行醫變得簡單些，至少依著這樣的規範經過不斷的練習可以讓醫師們達到幾乎不犯錯，即使結果未能如意也能大大免除心理甚至法律上的責難。

以結果來說，我做的很對，當醫生推著病床從開刀房門口走出來，說道手術一切順利時，那罪惡感像縷輕煙消散而逝，我才能收拾情緒全心全意為後續的治療和陪伴付出。然而，埋在心裡的疑慮在讀到「第一、不造成傷害」這章時，如同萬馬奔過黃土地上撩起滿天飛揚。

"我們往往將這些干預和「期望」搞混，誤以為「更多的治療」代表「更多的愛」；在生命垂危之際更是如此。......陷入這種困境的，不僅僅是醫生而已。病患與家屬同樣受到這種令人上癮的治療力量的影響。......死亡成為個人的挫敗；撤回治療意味著宣告失敗......生命即將終結之際，病患以及病患身旁的人，更強烈渴望解決過去的歧見或者將事情「做對」，沒有其他時機比生病與治療期間更適合宣洩這些情緒了。追求更多的介入性治療，似乎是這些情緒的自然延伸......"

"這種矛盾的衝動 ─ 一方面主張治療，一方面又擔心治療的後果 ─ 導致道德上的疑慮。"

我經歷的決定和書中描述的種種兩難抉擇比較起來，其實容易且明確得多，但某種程度上我的確走過那種矛盾的衝動，在Hippocrates的誓詞中提到「First, do no harm.」不僅如書中所說是西方醫學觀最根本的中心思想，也是臨床上醫生、家屬、甚至病人最期望的事，簡單而強烈。從書中字裡行間找到腦中那團毛線球的線頭，竟然就是這句見實習生涯中耳熟能詳的金科玉律，剎那間心情是激動的。

我很喜歡作者以資深器官移植醫師這樣特殊身分，歷經摘除腦死病人的活器官，移植到垂死病人身上創造生命的延續，如此特殊「生」「死」交關激盪中發表對於瀕死、死亡、臨終照護和緩和醫療的看法，將思緒抽絲剝繭再訴諸筆墨。

最後分享一段書中引用Joanne Lynn和Joan Harrold兩位醫師合著的《Handbook for Mortals》，淺顯易懂同時意義深遠：

"對於「垂死」的界定，實際上比較接近身高，而非性別。有些人很明顯是「高」或「矮」，但很多人卻是「介於兩者之間」。同樣的，有些人很確定是「行將死去」或「十分健康」，但很多人則「介於兩者之間」。事實上，我們大部分人的死亡過程中，沒有哪一段能夠輕易區分為「瀕死」或「病危」。新的真相乃是：我們大部分的人先是和嚴重的慢性疾病「共存」多年，然後才「死於」併發症。從「共存」轉變為「死去」的時刻，是偶然出現的"

關於死亡的闡述應該就此打住，因為我很少那麼同意一本書的論述，當未來行醫生涯面臨迷惘或頓挫時，我會再回來尋找屬於我的解答的。